广大农民就医用药困难，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就医用药更困难。众多“两会”代表委员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给农村的弱势群体更多关注。
记者采访今年的全国“两会”，深感无论中央高层领导还是来自基层的代表委员,无不高度关注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些熟悉农村、了解农民的代表委员,还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亿万农民特别是农村弱势群体的就医用药困难。不少代表委员疾呼：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着力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和解决农村弱势群体的就医用药困难。
五类弱势群体更需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孙学明、公保尚，全国政协委员张芝庭、陈瑞清等一致认为，广大农民就医用药困难，农村中的五类弱势群体就医用药更困难，更需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多关注多关心多扶持。
一是西部贫困地区农民。曾长期担任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州长，不久前刚刚调入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公保尚代表告诉记者，他曾对青海全省农牧区医疗卫生状况作过系统调查，深知青海农牧区特别是许多贫困县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用药条件根本无法与东部地区农民相比，看不起病的农牧民少说也在40%以上。全国政协常委、贵州神奇制药集团董事长张芝庭去年曾参加全国政协对贵州省织金县农村的考察，亲眼看到当地有些农村卫生所仅仅只有一支温度计、一副听诊器和二十几种药品，且药价还挺高。“要不是亲眼所见，真想不到少数农村卫生条件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如今谈起此事，张芝庭还十分感慨。
二是各地实际收入大大低于当地人均收入水平的农民。全国政协委员、山西医科大学教授吴博成说，看到近几年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有人就以为农民防病治病的支付能力普遍提高了，殊不知不少地方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少数富裕起来的农民拉动起来的，其中山西一些地方就是由部分小煤窑、小矿山经营者拉动起来的。而各地农村实际收入大大低于当地人均收入的农民，就医用药仍很困难，还有的根本看不起病，这种情况在东部地区农村同样存在。
三是地方病、传染病多发地区农民。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瑞清反映，内蒙古高氟地区和肺结核病相对集中地区农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比率明显高于其他农牧区，对于此类地区农民的防病治病，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有关部门都应从财力和政策上倾斜。全国人大代表、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刘存周等许多代表委员还对艾滋病多发地区农民的疾病治疗甚为关切，希望在治疗药物的提供、生活费用的补贴等各个方面对他们予以更多的关怀。
四是农村严重残疾人、老病号家庭。这样的家庭不但缺乏强壮劳动力，难以通过外出打工或发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而且往往长期负债，自然无力防病治病。
五是已经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民家庭和遭遇天灾人祸的农民家庭。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孙学明透露，2004年，云南省各级政府通过多种措施实现了200万农民脱贫，但与此同时，全省又有200万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可见帮助因病致贫、返贫的农民重新走上富裕之路多么重要又多么艰巨。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责无旁贷
刚刚进入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工作一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孙学明认为，在职能范围内努力帮助农村弱势群体缓解就医用药困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不仅责无旁贷，而且在加强偏远地区农村药品监督、促进药品集中配送和药品连锁经营向偏远地区农村延伸等许多方面大有可为。孙学明介绍说，近两年来，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积极协助各级政府推进农村药品监督网络和药品供应网络建设，已经使偏远地区农村的假劣药品、过期失效药品基本绝迹或大大减少，与此同时，由于药品集中配送和药品连锁经营向农村延伸，减少了药品流通环节，从而使全省农村的药品零售价格普遍降低了15%~40%。“我们虽然不能给困难农民送钱，却能够使他们用较少的钱买上放心的药。这同样也是为缓解农村弱势群体就医用药困难作贡献。”孙学明说。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元阳县县长卢艳芬也认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促进解决偏远地区农民购药困难、保证农民用药安全有效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卢艳芬介绍说，元阳县既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又是贫困地区，农民拿点钱买药很不容易，可黑心的药贩子却偏偏看上这里，多次到元阳农村的好多诊所推销假药。
由于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近两年大力加强农村药品监管，我县一起涉案金额达40余万元的假劣药品案件终于告破。如果没有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锲而不舍盯紧农村药品市场，老百姓要多花多少冤枉钱哪！
相关各方都有责任
更多地关注农村弱势群体，努力缓解他们的就医用药困难，自然需要各级政府多做投入。但与此同时，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个方面也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主动为缓解农村弱势群体就医用药困难尽最大努力，这是许多代表委员的一致看法。
全国人大代表公保尚提出，青海省和其他许多省份今年都已提前全部取消农业税，国家又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这就使农民的钱袋比以前鼓了，在此形势下，应考虑适当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使更多的困难农民尽早得到实惠；与此同时，还可以考虑适当加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额度，由现行的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农民各拿10元改为中央财政15元、地方财政20元、农民15元，这样就能够大大增强新型合作医疗的支付能力。公保尚还提出，政府有关部门还应该加强对化肥、农药和其他农资价格的管理，不能让农资提价把国家给农民的大部分实惠都冲掉。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北海喷施宝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祥林提出，应严格控制医疗服务价格包括严格规范医疗检查项目，严格治理药品回扣，不能让农民看常见病也花那么多钱。王祥林还认为，现行的医疗补偿机制确实不能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也需要认真加以解决，但这决不能成为个别医务人员收红包、拿回扣的理由。
全国政协委员、原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龙致贤等建议，由全国政协或其他单位牵头，相关部门和专家参加，就药品价格虚高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办法进行专题调研，为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强药品价格管理及解决广大农民看病难提供参考。龙致贤还明确表示，如果近期有人组织此类活动，他一定积极参加。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瑞清建议，应充分发挥中医药和蒙医药、藏医药等民族医药为农民牧民防病治病的作用，此类药大都价格低廉，百姓欢迎。还有一些代表委员建议，在全国农村开展健康教育运动，大力宣传医药卫生知识、合理用药知识、药品监管法规和疾病预防知识，不是一般性地宣传，而是要使其成为有组织、有计划、覆盖广、力度大的持久性宣传运动，全面增强广大农民的防病保健意识。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秀林等人认为，缓解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就医用药困难，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也应尽一份力。譬如，由有关部门组织，全国各大制药企业分别承担一些价格低廉、疗效确切的农村常用药生产，以成本价专供农村；药品经营企业则应主动向广大农村发展药品集中配送和药品连锁经营，为转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尽一份力。
记者采访今年的全国“两会”，深感无论中央高层领导还是来自基层的代表委员,无不高度关注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些熟悉农村、了解农民的代表委员,还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亿万农民特别是农村弱势群体的就医用药困难。不少代表委员疾呼：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着力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和解决农村弱势群体的就医用药困难。
五类弱势群体更需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孙学明、公保尚，全国政协委员张芝庭、陈瑞清等一致认为，广大农民就医用药困难，农村中的五类弱势群体就医用药更困难，更需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多关注多关心多扶持。
一是西部贫困地区农民。曾长期担任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州长，不久前刚刚调入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公保尚代表告诉记者，他曾对青海全省农牧区医疗卫生状况作过系统调查，深知青海农牧区特别是许多贫困县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用药条件根本无法与东部地区农民相比，看不起病的农牧民少说也在40%以上。全国政协常委、贵州神奇制药集团董事长张芝庭去年曾参加全国政协对贵州省织金县农村的考察，亲眼看到当地有些农村卫生所仅仅只有一支温度计、一副听诊器和二十几种药品，且药价还挺高。“要不是亲眼所见，真想不到少数农村卫生条件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如今谈起此事，张芝庭还十分感慨。
二是各地实际收入大大低于当地人均收入水平的农民。全国政协委员、山西医科大学教授吴博成说，看到近几年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有人就以为农民防病治病的支付能力普遍提高了，殊不知不少地方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少数富裕起来的农民拉动起来的，其中山西一些地方就是由部分小煤窑、小矿山经营者拉动起来的。而各地农村实际收入大大低于当地人均收入的农民，就医用药仍很困难，还有的根本看不起病，这种情况在东部地区农村同样存在。
三是地方病、传染病多发地区农民。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瑞清反映，内蒙古高氟地区和肺结核病相对集中地区农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比率明显高于其他农牧区，对于此类地区农民的防病治病，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有关部门都应从财力和政策上倾斜。全国人大代表、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刘存周等许多代表委员还对艾滋病多发地区农民的疾病治疗甚为关切，希望在治疗药物的提供、生活费用的补贴等各个方面对他们予以更多的关怀。
四是农村严重残疾人、老病号家庭。这样的家庭不但缺乏强壮劳动力，难以通过外出打工或发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而且往往长期负债，自然无力防病治病。
五是已经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民家庭和遭遇天灾人祸的农民家庭。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孙学明透露，2004年，云南省各级政府通过多种措施实现了200万农民脱贫，但与此同时，全省又有200万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可见帮助因病致贫、返贫的农民重新走上富裕之路多么重要又多么艰巨。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责无旁贷
刚刚进入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工作一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孙学明认为，在职能范围内努力帮助农村弱势群体缓解就医用药困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不仅责无旁贷，而且在加强偏远地区农村药品监督、促进药品集中配送和药品连锁经营向偏远地区农村延伸等许多方面大有可为。孙学明介绍说，近两年来，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积极协助各级政府推进农村药品监督网络和药品供应网络建设，已经使偏远地区农村的假劣药品、过期失效药品基本绝迹或大大减少，与此同时，由于药品集中配送和药品连锁经营向农村延伸，减少了药品流通环节，从而使全省农村的药品零售价格普遍降低了15%~40%。“我们虽然不能给困难农民送钱，却能够使他们用较少的钱买上放心的药。这同样也是为缓解农村弱势群体就医用药困难作贡献。”孙学明说。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元阳县县长卢艳芬也认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促进解决偏远地区农民购药困难、保证农民用药安全有效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卢艳芬介绍说，元阳县既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又是贫困地区，农民拿点钱买药很不容易，可黑心的药贩子却偏偏看上这里，多次到元阳农村的好多诊所推销假药。
由于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近两年大力加强农村药品监管，我县一起涉案金额达40余万元的假劣药品案件终于告破。如果没有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锲而不舍盯紧农村药品市场，老百姓要多花多少冤枉钱哪！
相关各方都有责任
更多地关注农村弱势群体，努力缓解他们的就医用药困难，自然需要各级政府多做投入。但与此同时，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个方面也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主动为缓解农村弱势群体就医用药困难尽最大努力，这是许多代表委员的一致看法。
全国人大代表公保尚提出，青海省和其他许多省份今年都已提前全部取消农业税，国家又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这就使农民的钱袋比以前鼓了，在此形势下，应考虑适当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使更多的困难农民尽早得到实惠；与此同时，还可以考虑适当加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额度，由现行的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农民各拿10元改为中央财政15元、地方财政20元、农民15元，这样就能够大大增强新型合作医疗的支付能力。公保尚还提出，政府有关部门还应该加强对化肥、农药和其他农资价格的管理，不能让农资提价把国家给农民的大部分实惠都冲掉。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北海喷施宝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祥林提出，应严格控制医疗服务价格包括严格规范医疗检查项目，严格治理药品回扣，不能让农民看常见病也花那么多钱。王祥林还认为，现行的医疗补偿机制确实不能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也需要认真加以解决，但这决不能成为个别医务人员收红包、拿回扣的理由。
全国政协委员、原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龙致贤等建议，由全国政协或其他单位牵头，相关部门和专家参加，就药品价格虚高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办法进行专题调研，为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强药品价格管理及解决广大农民看病难提供参考。龙致贤还明确表示，如果近期有人组织此类活动，他一定积极参加。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瑞清建议，应充分发挥中医药和蒙医药、藏医药等民族医药为农民牧民防病治病的作用，此类药大都价格低廉，百姓欢迎。还有一些代表委员建议，在全国农村开展健康教育运动，大力宣传医药卫生知识、合理用药知识、药品监管法规和疾病预防知识，不是一般性地宣传，而是要使其成为有组织、有计划、覆盖广、力度大的持久性宣传运动，全面增强广大农民的防病保健意识。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秀林等人认为，缓解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就医用药困难，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也应尽一份力。譬如，由有关部门组织，全国各大制药企业分别承担一些价格低廉、疗效确切的农村常用药生产，以成本价专供农村；药品经营企业则应主动向广大农村发展药品集中配送和药品连锁经营，为转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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