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报道和网络的传播，云南大理市卫生局出资兴建男同性恋酒吧的大胆尝试，变异为舆论热议的争议话题。可能让争论双方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处于争论漩涡中的酒吧还没来得及开张，就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前悄然“流产”了。
按此前媒体的报道披露，大理市卫生局之所以投资兴建“男同酒吧”，意在为“男同”营造一个公开而又轻松安全的活动场所，借此让那些一直躲在暗处的“男同”们相对集中地浮出水面，以便政府有效地了解信息并提供相应的服务，譬如以所谓“男同干预男同”的方式，尽量斩断“男同”与艾滋病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目前，艾滋病在中国已经不是禁忌话题，政府相关部门也以更加客观的态度，直面同性恋间，尤其是男同性恋间的性行为与艾滋病传播的相关关系。在此背景下，公众有理由相信政府开设“男同酒吧”的初衷，而不必质疑此举是否藏有“引蛇出洞”式的居心，酒吧的潜在消费者们，似乎也不必担心在酒吧中遭遇“钓鱼式执法”。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政府其实不妨放手“男同酒吧”。
这里的“放手”，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经过多年的“脱敏”和严峻事实的教育，艾滋病传播的危险、危害和途径，已经为公众所知，也已经为政府所承认和重视。既然如此，各地政府不妨对已经事实存在的“男同酒吧”等同性恋活动场所，持相对“放手”的态度，允许其在一种相对“灰色”的状态下经营。这里的“放手”绝非放任，而是在不取缔、不打击、不歧视的原则下，鼓励和引导这些场所的经营者及消费者，积极配合、参与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帮助和服务，以达到既尊重同性恋群体存在的现实，又尽量阻断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目的。
“放手”的第二层意思是，只要对已经事实存在的“民间”同性恋活动场所“放手”，则那些一直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的同性恋活动场所，完全可能进入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视野，成为为同性恋者提供服务和指导的“据点”，政府则完全不必为建立这样的“据点”，而亲自“动手”投资兴建“男同酒吧”。换言之，政府与其亲自“动手”，不如适当“放手”，以合作、服务、引导的方式，让那些事实存在的“民间”活动场所，成为阻断艾滋病的传播渠道的前沿。
政府亲自“动手”的弊端和风险，已经在大理政府投资“男同酒吧”的争议和“流产”过程中充分暴露。
首先，大理市有关部门对政府投资兴建同性恋酒吧所面临的道德争议，显然估计不足。事实上，以往艾滋病及同性恋话题在公共舆论中被设为禁区时，并没有真正阻断这一话题在民间的议论和传播。反之，当政府部门终于正视这一议题时，也并不意味着民间舆论对这一话题形成了统一的共识，政府投资兴建同性恋酒吧的举措，必然面对诸如“政府鼓励同性恋”之类的争议。在这里，政府的主动“动手”，和相对消极的“放手”，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道德风险。
其次，由于道德争议的存在，政府投资的同性恋酒吧必然引来各方关注，这种众目睽睽、议论纷纷的处境，又显然与同性恋人群需要的安全、私密、轻松的氛围相冲突。由目前披露的信息可知，大理“男同酒吧”未能顺利开张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这种过度的关注和争议，使得参与其中的人们面临太大的舆论压力。由此可以推断，这间酒吧即使勉强开张，能否真的吸引“男同”们放心前来，也大可质疑。而如果不能成为“男同”们真正倾心的场所，则政府投资的所有初衷都将泡汤。
关怀同性恋群体、防止艾滋病传播，政府负有当然的责任，却未必一切都要亲历亲为。对非政府组织乃至同性恋自助组织等民间力量大力支持、善加引导、提供服务，才是更有效的途径。只是这种适当“放手”的方式，一定比政府亲自“动手”的方式，需要更新的观念、更多的信任和更细的工作，政府部门还未必适应。不过，大理政府投资“男同酒吧”的流产，已经警示政府试图亲手操控一切的方式不再灵验，适当的“放手”则势在必行。而且不仅对同性恋酒吧如此，在许多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