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血溅白衣的悲剧再次上演。如何不再眼睁睁地看着医生用生命为暴力埋单?如何让正能量驱散医患关系中的阴霾?医者仍在思考。
“每个科室都可能是高危科室”
齐齐哈尔北钢医院暴力杀医事件发生后，有媒体历数近年来的类似事件，将耳鼻喉科称为伤医案件发生“高危科室”。对此，辽宁省本钢总医院院长潘玉明表示，当前医患关系紧张，“每个科室都可能是高危科室”。
河南省人民医院宣传处处长陈召起认为，医学是不断探索、发展的科学，每种疾病、每位患者都有特殊性，其病因、诊断、治疗及预后都有不确定性，这一点很多患者和家属还不理解。尤其是一些大型医院，各科室接收的急病、重病患者较多，不少是一级一级转上来的疑难杂症患者，治疗难度和风险都更大，但是患者的期望值却更高。
“从临床实践看，一些疑难杂症治疗成功的案例，往往是医患之间相互信赖、共同努力的结果。”陈召起认为，如果医生没有承担风险的外部支持环境，不愿尝试治疗，患者将失去维持生命的机会，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这是一场规则糟糕、结果全输的游戏”
“虽然没有全面的调查，但是可以感觉到暴力伤医事件越来越多。”同济大学附属上海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赵旭东教授说，近来几起案件中的伤医者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包括藐视社会规范，不遵守法律，不信任人，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可能的伤害，容易冲动，不计后果，也不知道如何维权。“从博弈论角度看当前的伤医事件，这是一场规则糟糕透顶、结果双方全输的游戏，严惩了凶犯也不会有多大作用，没有任何一方是赢家。”
赵旭东认为，一些患者将看病看成单纯的消费行为，花了钱必须看好病;个别医务人员的逐利行为与病人利益和期待不一致，违背医学的崇高性。“规则坏了，是个要命的事。即使是好人，在坏的机制里，也可能干坏事。”
赵旭东表示，防范此类事件发生，医疗卫生系统还有很多短板要尽快弥补。医务人员要学习医学心理学，以预测医疗行为可能对患者产生的心理和行为影响。综合医院要吸纳临床心理学人员和社工进入医院，帮助医务人员开展包括心理卫生在内的医疗服务工作。“这比加强保安更有用。”
“请用行动替代愤怒、仇恨和抱怨”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将暴力伤医定性为“恐怖行为”，而医疗机构的“反恐”“防恐”，需要付出特别高昂的代价，包括人力和物力成本。去年10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医院要为在岗保卫人员配备必要的通讯设备和防护器械”，但医院的保安人员究竟“武装”到什么程度合适?医院入口处要不要统一安装安检设备?对此，有关部门需要作出合理评估，给出明确说法。
对于《意见》中明确提出的“实现警医联动，防止恶性突发事件升级”，刘玉村表示，公共场所的治安秩序由警察负责，而医院作为事业单位，医患纠纷往往被看做“家务事”，归单位保卫处管理。因此，对于强行停放尸体、私设灵堂、打横幅标语等扰乱医院正常就医秩序的行为，公安部门并没有像在其他公共场所那样，采取断然措施制止。虽然医界关于“将医院的治安管理级别由事业单位升格为公共场所”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明确。刘玉村呼吁，警医联动不能等到医务人员受到严重暴力伤害时才启动，应该将殴打和辱骂医务人员的行为按照故意伤害、侵犯国家公职人员行为处理，加强震慑力。
“请用行动替代愤怒、仇恨和抱怨。”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网络名人张强医生在微博中写道。他说：“让医生自己面对暴力，自救自保，非常残酷。”
医疗机构要倡导核心价值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看来，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深层原因很多，并不是依靠医界一方努力就可以得到解决。在当前形势下，医疗机构首先要倡导核心价值观，即加强医疗安全质量管理，为患者提供适当的医疗服务;不断改善就诊流程，为患者营造舒心的就医环境;更重要的是要重拾医学人文精神，给患者更多关怀。
暴力伤医事件频发，会导致从业者心理状态发生很大的改变，甚至会产生厌烦患者、过度保护、消极怠工、放弃行医等行为，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杨震说，为避免上述现象，该院从2009年9月起启动了“巴林特”小组活动，每月开展两次，由医务人员与精神科医师进行谈话，主要讨论在临床工作中遇到涉及医患关系方面的问题，目的是帮助医师处理负性情绪体验，从而使小组成员能够更好地处理医患关系，改善医疗服务，缓解自身职业压力。
就在2月19日接受记者采访的当天下午，杨震在本院五官科进行了题为“医疗安全形势与应对”的讲座，特别加入了“五官科常见心理障碍与应对”的内容，以疏导医务人员的紧张情绪。他说，接下来会到复旦大学医学院为医学生做心理辅导，防止接连发生的伤医事件对医学生职业人格塑造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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