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被病魔折磨的儿子，甘肃省兰州市市民王广兴和许顺菊不停地抹着眼泪，他们嘴里不断地念叨着：“救救我们的儿子吧！”
这原本是幸福的一家人，收入虽然微薄，日子却和和美美。但自从17岁的儿子王龙突患尿毒症后，这个3口之家几乎陷入绝境。
去年11月27日，身在江苏的王龙拨通了妈妈许顺菊的电话。在江苏实习的一个月内，王龙一直感到恶心、头晕，连喝的水都会全部吐出来。无奈之下，家人只好将王龙接回家。去年12月29日上午，许顺菊发现回到家的儿子全身浮肿，便立即与王广兴一起将儿子送往兰州三爱堂医院检查，最终确诊为尿毒症。
王广兴说，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脑海里顿时一片空白，而当妻子从丈夫手中的诊断书上看到尿毒症3个字时，两腿一软坐在了地上。
在随后的治疗中，因为家里没钱不能长期住院，王龙只好转至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继续治疗。在该院治疗的第一个月内，王龙每周需要做3次血液透析，每次500元的血透费，成为家里的重负。
许顺菊早在1997年就下岗了，现在是兰州市榆中街的一名社区综治员，每个月仅有数百元的收入；王广兴是该市皋兰路派出所的一位协警，收入也不高。自从儿子王龙患病以来，家中的积蓄已经全部用完，还向亲朋好友借了不少钱。虽然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都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但杯水车薪，王龙接下来的治疗费依然是这个家庭无法逾越的障碍。无助的双亲只能以泪洗面，不知日子该如何熬下去。
代表呼吁政府加大救助力度
听完记者对王龙一家人遭遇的讲述，全国人大代表郭玉芬颇有感触，“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作为甘肃省负责社区卫生工作的卫生行政官员，经常到基层调研的她有着更直观的感受。
“尿毒症患者越来越多，但是肾移植手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绝大多数患者需要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但是和王龙这个小伙子的遭遇一样，有一些家庭因为经济原因，连透析的费用也无力承担。”郭玉芬说，包括尿毒症在内的大病保障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尿毒症患者因无力承担治疗费用而呼吁社会救助的报道频频见诸媒体。
今年年初，卫生部部长陈竺在2011年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透露，随着新农合筹资财政补助标准的提高，提高重大疾病保障水平的试点范围还将有所扩大。即将被纳入试点的大病包括尿毒症和严重冠心病。其中，提高尿毒症的医疗保障水平“带有标志性”。陈竺坦言，尿毒症的治疗有比较有效的方法，但对保障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的要求比较高，如果搞了几年医改，像这样的带有标志性的病都解决不了，很难说医改是成功的。
对此，郭玉芬表示完全赞同：“现在从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在甘肃，县一级医院完全能够处理。问题还是出在钱上。光靠社会募捐和慈善事业，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应该由政府加大救助和扶持力度。”她说，自己也在人大代表团会议上呼吁，希望政府对这部分弱势群体和困难家庭的救助政策能够尽快落实。
应建立统一的救助机制
在呼吁尽快为弱势群体提供大病保障的同时，郭玉芬还要向相关部门建言，注重相关管理措施的跟进，既要约束政府行政部门，又要管住医疗机构，更要让患者受益。不能“只投钱，不管理”，否则大笔投入失控，最终受损的还是老百姓。
她还建议，建立一个统一的机制和平台，以改变现在社会救助“九龙治水”的现状。这一观点得到了同在甘肃省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王庆粉的赞同。
王庆粉说，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针对城乡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我国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涉及民政、劳动、工会、扶贫、残联等多个部门和单位。由于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政策和制度相互衔接不够顺畅。特别是救助主体多元化，既有民政、司法等政府部门，又有总工会、慈善组织等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这种多头管理的情况使得各种救助资源不能得到有效整合，导致重复救助或救助遗漏。
救助机制不顺畅，部门配合不够有力，阻碍了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王庆粉表示，她将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尽快促使建立多部门统一协作的救助机制。
预 告
下一次是健康报的“熟人”——老郑的故事。去年，本报曾经持续呼吁关注农民工职业病患者，并帮助老郑获得了救治。现仍在康复中的老郑希望“患者获得救助不再是一种‘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