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成员合影。
10位病友的相互扶持，让生活多了一丝希望。
他们是一群尿毒症患者，靠透析维系生命。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内蒙古、山西、河北、安徽、黑龙江、吉林……他们选择通州区白庙村的一个院落，组建了一个“自助透析室”。这是一个10人组成的特殊“大家庭”。维系这个“家庭”的，是三台透析机。这是他们共同的“肾”。
进入这个“家庭”之前，他们都签署过一份生死合同：“……如在透析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都与合伙人无关，包括死亡，一切都自行负责。”
他们知道，私自组建透析室是违规的。但是，在医院高昂的透析费用面前，他们选择了违规。他们说：“我们的原则就是，活着。”
-特写
阳光院落
推开一扇绿漆铁门，一个约300平方米的院子就呈现出来。院内两侧八间平房，分别是透析室、卧室和活动室。
这时，28岁的王新阳在活动室里唱卡拉OK。他唱的是《珍惜》，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唱到“就算人有悲和欢，谁能够不扬梦想这张帆”时，他的眼圈红了。
魏强安静地站在一旁听。吴艳蹲在地上，抽着烟，烟雾笼罩着她略施淡妆的脸。胡爱玲包着花头巾，坐在阳光下织毛衣。毛衣的颜色蓝绿相交，呈现树叶的花纹。
王新阳唱完了，胡爱玲过去接过话筒，和着音乐开始轻柔地吟唱：“小城故事多……”
唱完，她羞涩地冲大家笑笑，走出屋子，到院子里整理墙角的玻璃瓶。这些都是她的生计来源。拾荒是她的营生，用以支付透析费用，维持生命。
对面的一间屋子里，23岁的女孩李丽丹躺在床上，正在做透析。掉了漆的血液透析机一刻不停地清洁着她的血液，发出嗡嗡的声音。血从她的动脉涌到了透明的塑料管里，迅速地流动着。旁边的一间房，水处理机产生的纯净水也输送过来，与透析液混在一起，清除血液中的毒素。反复过滤之后，干净的血再流回她的体内，她渐渐恢复了生气。
阳光洒满整个院落。墙外，一树杏花开得正好，伸进了院子里。
最多的时候，这个以“自助透析室”名义组成的“大家庭”里曾经聚集了17个人。随着各地相继推出的医保优惠政策，一些人的境遇发生了改变，他们渐渐离开了。现在，这里还剩下10个人相依为命。
生的渴望
王新阳，28岁，“自助透析室”的发起人，发病于2002年夏天。其时，他即将警校毕业。有一段时间，他经常两腿发软，走路不稳。毛孔一出汗，便冒出乳白色的小颗粒，随手一碰，就发出噼里啪啦的破裂声。他知道，那都是毒素。
看了化验单，医生说，你快叫亲属来吧。父亲扔下农具，从密云农村的田里跑来。听到医生说“能吃点啥就吃点啥吧”时，父亲的眼泪立即流了下来。
尿毒症是不治之症，患者想要延续生命，只有两个办法：一、换肾，二、透析。换肾，不仅肾源稀少，手术费也非常昂贵，且术后排异反应风险很大。透析是指借助设备对血液进行过滤，将因肾坏死而不能清除的身体毒素和水分过滤。
王新阳选择了透析。他说，透析过后，痛苦会暂时消失。“人一下就感觉舒服了，又会无比渴望活下去。”
透析一旦开始，就无法中断。体内的肾彻底停止工作，透析机就是他们的“肾”。但这个“肾”价格昂贵。在医院，一次透析，费用在300元至500之间不等，另外还需要支付一两百元的其他费用。普通患者一个月大约透析10次，费用在5000元左右。
自建透析室
2003年，王新阳开始琢磨能否自己买台透析机。他和两个病友商量好合作。22万！一台新机器的价格打碎了他们的计划。那时，三个人最多能筹到9万块钱。只能放弃。
2004年夏天，他听说有人转让两台二手透析机。他立即跑去看。两台30多万。还是买不起。
王新阳不甘心。近半年的谈判过后，对方终于让步了，价格降到了两台18万。王新阳与病友张伟东合买一台，另一个病友梁军单独买了一台。
机器运到了王新阳在河北燕郊租的小院里。他很开心，骑上摩托车就去找他在河北大厂县的病友陈东明。陈东明比王新阳小4岁，王新阳住院第一天就认识他了。在医院时，两人同吃同住，关系特别好。
“我想跟他说，大哥现在自己有机器了，不用再求别人了。有钱你给大哥一个成本，没钱大哥供着你。”王新阳说。
陈东明家没有电话，王新阳也没有去过他家。但大厂县就只有两三家医院可以做透析。王新阳挨个找，却没能得到陈东明的消息。他只好先回燕郊。
路过市场，他买了10斤牛头肉，10斤牛蹄筋。很多病友都已经闻讯来到他的小院了，准备晚上好好庆祝一下。
回到燕郊以后，他又设法要来了陈东明邻居家的电话。电话接通了，却得到了陈东明已经死亡的消息。
王新阳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回去的路上，寒风冻僵了他的脸。那顿牛肉，没有人吃好。
就这样，悲喜交集中，一个透析室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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