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程导医网 健康焦点：温岭杀医事件已过去一月有余，但它的余波依然在行业内外延伸。为维护患者的健康权益，呼唤医生职业尊严的回归，12月6日，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举办了“让医护不再委屈，让社会重拾信任”的主题学术沙龙，邀请一些临床医生和人文学者探寻促进医患互信、改善职业环境的“出口”。
特邀嘉宾
何权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教授
周福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副主任
何铁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医务处处长
万 刚：民航总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李文胜：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副书记
张大庆：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
王 岳：北医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瑞爽：北医人文研究院医学法学副教授
到底该如何界定医疗场所的属性
何权瀛：最近，我国肝脏外科创始人吴孟超院士在《柳叶刀》上发表文章，针对国内近期频发的恶性暴力伤医事件，大声疾呼要对医疗暴力行为采取“零容忍”。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还怎么去保障他人的生命和健康?前段时间，国家有关部门发出一份通告，建议医院每20张床配备不少于1名保安，或医院保安数量不低于医务人员总数的3%。我认为，这样的办法只是治标，弄不好还会加重医患间的对立。就像吴孟超院士呼吁的，政府首先应该加大医疗体制改革的力度，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矛盾。当前尤其需要重视的，就是加大对类似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实行自上而下的问责制，不能让事情不了了之。
李文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伤医成本实在太低了。伤医事件从根本上说不是医患关系问题，而是以医生为目标的犯罪事件，理应依法及时惩处。医院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窗口，社会的各种矛盾集中在医院爆发，医生难免沦为替罪羊。有这样一件事：一位重症病人眼看就要不行了，病人家属却强烈要求把病人转送回老家。因为按照当地习俗，他们的亲人应该在家里走完最后一程。主管医生勉强答应了他们出院的要求，却没想到家属还有另外的要求：希望医生能保证他们的病人不会在半道上出事。这又如何能做到?医生不答应，患者家属就要动手打人。医生报了警，但警方觉得此事不好插手，甚至不把医疗场所当做公共场所来维护。
何铁强：到底该如何界定医疗场所的属性?在国外的医院，除了急诊要接待一些突发事件和边缘人群，因而安保系统格外严密外，其他如门诊、病房等都是禁区，非请莫入。医疗场所是公共场合，不可以随便嚷嚷，更不可以聚众闹事。一旦违反，就是破坏社会秩序和扰乱公共安全，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张大庆：有人统计过，发生医疗事件后，仅有2%的人选择诉讼，却有46%的人最终选择“医闹”。司法不健全，也使一些患者恣意打闹医院甚至砍杀医生。美国有很多制度上的进步，都是通过打官司打出来的。而我们的医疗问题，很多人却不愿意诉诸法律，这非常不利于医疗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们应该看到，患者就医过程中难免会有某些问题不能达成一致，对此，社会需要提供多种诉求渠道，而非一味地维稳。任何事情，若没有公平的处理机制，都会为社会不和谐埋下隐患。
医生更多是“帮助病人”的角色
王 岳：迫切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我们医疗行业没有因社会的关注而变得更好?为什么越关注，医患关系越是走下坡路?通观最近发生的伤医事件，不难发现这样一些共性：首先是病人赤贫，其次是过度医疗。看网上一些调查，网民反映最多的就是“医生开药太多”和“医生态度太差”。根据我们的传统，医学应该是保守的：可用可不用的药就不要用，可开可不开的刀就不要开。但在利益或安全的导向下，现实中一些医生是反其道而行之。
医务人员关注病太多，关注人太少。在很多伤医事件中，医生都说了这样一句话：“你的病我没办法了。”以往我们比较多地提到救死扶伤，其实现在我们更应该提倡的是医生“帮助病人”的角色。即便医生确实无能为力了，还可以给病人介绍能帮助他的人。
何铁强：我觉得是整体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当下的尴尬局面。我们看到病人需求多，却没看到医生压力大。医院看业绩，科室比效益。医生一边抱怨病人太多，没时间沟通，一边心里却在盼着病人都来找他。我很赞赏湖北武汉同济医院和协和医院推行的严格转诊制度。他们要求病人必须先在社区首诊，由社区转诊过来的才能在医保内报销，否则一切费用自负。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安排，多数患者就会这样想：都一样报销，我为什么不选大医院里的专家?
刘瑞爽：之所以双方都有怨气，是因为医患双方的基本权利都没有得到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满足，人就会愤怒。就像伤医事件发生后，医生群体性地抗议，就是觉得自己的生命权被损害了，付出与回报不对称。而患方觉得医生的冷漠和过度医疗伤害了他，他本该享有的获得帮助权及礼貌对待权都被损害了。在新西兰考察时，我们发现诊所里张贴的不是规章制度，而是患者作为服务对象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明确医患双方在诊疗中分别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这样的做法值得借鉴。
万 刚：医患间信任的崩塌，也是社会信任流失的一种表现。媒体经常有报道说，一位老太太在街头摔倒了，好长时间都没人敢上前搀扶。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互助，也是我们整个社会需要关注的。只是因为医生职业的特殊性，我们受的委屈可能会多一点。这也要求我们多付出一些，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理解病人。
放下愤怒和委屈，多点付出和关爱
周福德：我们医院曾收治一位68岁的女病人，她因急性肾衰竭合并高容量性心衰住院治疗，既往还有多年的冠心病、糖尿病及高血压病史。考虑到患者病情危重，我们在病房内患者床旁进行持续性血液透析治疗;为预防治疗过程中的高血糖，在透析的同时我们还给予持续的静脉点滴胰岛素治疗。这样的治疗方案完全符合医疗常规，但在治疗结束的时候，由于医生的疏忽没有及时停用胰岛素，患者很快发生了低血糖昏迷。我还记得当时，患者家属极为不满，立即通知律师到现场收集证据，一场纠纷一触即发。事故发生后，主管的医护人员没有推诿，他们立即采取积极的救治措施，使患者得以治愈，也没留下后遗症，而且医生主动站出来承认错误。最后，患者和家属都对医生的失误表示理解，并对医疗的结局非常满意，一场医疗纠纷就这么化解了。
万 刚：大家都在说“医生的话语权太少”，我却更想说“医生说话太少”。很多医生都觉得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有用”，谁都不愿意说一些“废话”。有一天我查房时，很随意地跟病人寒暄了一句：“吃饭了吗?”没想到病人的回答竟是“没有”。我马上接着问：“你为什么不吃饭?”病人怯生生地回答：“大夫没让我吃，我哪敢吃啊?”就因为多说了一句话，我才了解到病人心里真实的想法，他把医生的每一个指令都看得那么重要。在现在的大环境下，医生更应该主动一些，放下愤怒和委屈，多点付出和关爱。
周福德：因为杀医惨案频发，一些医生已经要放弃这个高尚的职业，还有医生不愿意子女学医。对此，我想我们医生必须明确3个问题，即为什么做医生、做什么样的医生、怎样做好医生。从学医那天起，我们就应该明白医生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信仰。一位实事求是的医生，是心怀大爱的人，常常表现为：一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并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只要是对患者有利的任何意见或建议，他都会本着科学的态度和博大的胸怀去接受，而不是文人相轻，唯我独尊;二是敢于及时修正诊断，承认错误。在临床工作中，一旦发生治疗失误，立即承认错误，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减轻对患者身体健康的损害。这样既可减轻对患者的损害程度，又有助于获得患者及其家属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