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矛盾恶化加剧医生伤痛-工作累、压力大

 接二连三的伤医凶案,对医学生打击很大。

 全程导医网 综合消息:接二连三的伤医凶案,使得林灿(化名)先是生怒,继而动摇。他说:这对医学生打击很大。

 林灿是上海某医学院眼科专业的一年级研究生。早些时候,他看医疗剧《无限生机》着迷:剧中有一干超脱的大夫,病人来了说没钱,他们给治,下本用好药;病情告急时,又能凭借洞察力,做到药到病除。

 “现在看来,这是美好向往,而非现实的反映。”林灿说,支撑医学生走下去的,是一种类似于股市中的“被套牢”心态——舍不得割肉,便维持现状。

 他记得,念本科时,就有师兄灌输:既然在重点医学院,不能只去地段医院做个全科大夫,那么,考研即成为目标。而现在,他可以预料,待到读完研,导师必然又会讲:3年了,学到很多东西,离胜利一步之遥,停止的话非常可惜。

 即便辜负了导师的期望,直接进入医院,但等到要从住院医生晋升主治医生的那天,博士文凭仍会是一个硬指标。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再往后是1至3年的住院轮转,医学生的大好年华便被绞入了旷日持久的求学与临床见习里。

 上了高速路,林灿没法怠速或者掉头逆行。他的本科同学——未能被保研的,却都在做妥协,比如曾立志要做骨科医生的,去了辅助科室。“作为26岁的男生,至今还只是学生,没有收入,不能独立养活自己,没时间陪家里人。”林灿沮丧地说,“选择学医愧对家人,社会对我们又如此不理解。”

 2.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

 林灿说的不理解,是指医疗纠纷。有一回随导师出诊,他在旁做文书录入。有个病患排了很久的队,要做眼疾手术。导师检查后发觉另有问题,暂不适合动刀,建议他先去另外的科室排除隐患。家属认为被“踢皮球”了,就来责难:你不是很牛的教授?你不是世界第一?怎么这样的病就看不了?导师激动地与其争辩,场面失控了。

 “这种对你的攻击是突如其来的。”林灿说,“医生会一愣,觉得不是我的错。”

 根据卫生部统计,仅就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了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进入2012年之后,医生被伤害的案例越来越多。除了此前哈医大和北京等地接连出现刺医事件之外,就在5月5日凌晨,在湖北荆州第一人民医院,一名躺在急诊室手术台上准备做手术的患者突然坐起,跳下手术台开始追打医生。而当事医生称,自己是照例问询核对伤者信息。

 有时,调换位置想,林灿也体谅病人。“长时间候诊,病人已经烦躁了,一旦出现问题,或者某个状况需要进一步处理时,他的心态就彻底坏了。”林灿说。但排队在所难免,林灿所在三甲专科医院,一个眼科医生一天门诊大约看100个病人,从早上8点,看至下午点点半。

 林灿承认,“就诊检查的细致程度非常有限”,“只能看眼里有无问题,测眼压,验度数,如果是一般近视,就让去配镜。”“对于门诊医师,一要做到不出错,二要尽量看出隐患。”林灿这么理解,“常规的检查已成模式,检查一做,一般的病症基本能反映出来。”

 “许多病患怨言:什么都不问就给我开检查?”林灿老实作答:“实在是没时间问。”

 3.医生付出大效益少,技术价值没能在收费上得以体现。

 徐夏(化名)在江苏某三乙医院做麻醉科医生,有17年医龄。她一周工作6天,工作日7点45分到岗,忙碌7小时,照理是14点45分下班,但几乎每天要加班。麻醉科有30名医生,常态下,有人值急诊或者轮休,能上手术班的大约是12人,一天要应对70多台手术。

 徐夏常加班至傍晚五六时,乃至夜里11点,相应的加班费是5元一小时,这比麦当劳的小时工还差一截。

 “占用的时间太多,我们和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没区别。”徐夏抱怨说,“并且加班是制度性的,即便一分钱没有,你还得干,除非辞职。”

 另一个问题是,这点付出没能产生多大效益,医生的技术价值没能在收费上得到体现。

 徐夏举例说:北京协和医院最出名的教授,专家门诊的挂号费是14元;做一台时长七八小时的插管全麻手术,麻醉收费约490元,不插管全麻收190元;一台大手术,需要5至6名外科医生、2名麻醉医生和2名护士一齐协作,耗费数小时,费用是一千至三千元不等。

 “医生的技术付出都是亏的,医院收入靠药品提成和检查费弥补。”徐夏坦率地讲,“药品回扣,有些医院有,有些医院没,分配方式也不尽相同,多数情况下,普通医生拿到手的很少。”

 “现在,在社会公众看来,医生就成了一群逐利的小丑。”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的谢汝石医生说,“但是医生也是人,不但要生活,同时还要担负医院的建设和发展。”他透露,在现行的制度下,在大部分医院里,政府每年的拨款还不到医院总支出的10%,而大学的附属医院更少,不够6%。

 “你说医院如果不赚钱,病人到医院就诊有这样的环境和设备吗?能有那么多的专家吗?”谢汝石反问道。

   2010年,徐夏全勤,税后年收入不足6万元,这包括了工资、奖金、节日费、加班费以及手术津贴。徐夏也曾拿过红包,面对诱惑,她挣扎过,确实也需要钱。她自己说,后来不拿了,因为“社会的净化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另一个原因是:收红包有风险。她说:“在医疗上要找差错太容易,医生不收红包,还被砍被杀呢。”

 “收受利益不是个体医生的问题,而是没有一个好制度,来约束这种行为,也没有一个好制度,帮助医生实现他们的价值。”她补充说。

 4.病患逃费,所欠费用由相关医生偿付

 徐夏介绍,医院科室的奖金,由院部核算得出,原则是收入减去损耗,“但具体数额,仍要看科主任有没有分量。”她记得,今年一月、二月,一位同僚只拿得月奖金800元,效益好的科室,医生的奖金亦不过是5000元。

 徐夏说:“奖金的多少,与科室地位有关系。科室越强势,科主任在院长面前越有话语权,奖金就会高些。”这笔奖金统一派发至每个科室,科里会安排人依系数计算分配,系数同每个医生的工作年限与职称年限挂钩。工作头一年的新进医生系数是0,没有奖金;第二年是0.5;第三年是0.75。

 与微薄收入所相称的是工作环境。徐夏工作的医院,手术室里装有流层系统,作用是调温、与外界交换气体并灭菌。但院部规定,手术结束要关掉流层。

 “使用的成本只是电费,院部要省电费。”徐夏不理解,一些微创手术,例如腹腔镜胆囊手术,要往患者的肚里充二氧化碳,使肚皮鼓起来,整个过程中有大量废气滞留在手术室里。手术结束即关掉流层,会导致室内环境恶劣。

 “日积月累,许多同事头痛。”徐夏说,他们向领导提意见。领导“哦”一声,讲:怪不得最近我也头疼。但没下文了。